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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二、阿姆斯特丹的夏天

    1600年的阿姆斯特丹，夏天凉爽多雨，运河在灰色天空下泛着铅色的光。莱拉·阿尔梅达——现在是安娜·德·索萨，但在这个城市，她开始使用真名的一部分：莱拉·科斯塔——站在东印度公司大楼三层的窗前，看着下面的码头。

    来到阿姆斯特丹已经三个月，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通过荷兰商人的介绍，她见到了东印度公司的几位董事，展示了她对葡萄牙航海、贸易路线和亚洲港口的知识——当然，是经过谨慎筛选的知识。公司聘用她为“航海顾问”，主要工作是整理和翻译葡萄牙航海文献，绘制更新的海图，培训即将派往东方的荷兰航海员。

    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和合法的身份，更重要的是，给了她接触广泛网络的机会。阿姆斯特丹是新兴的贸易中心，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、学者、流亡者。在这里，她很快找到了葡萄牙流亡社区——主要是“新基督徒”（被迫改宗的犹太人）和不满西班牙统治的贵族后代。

    通过这个社区，她联系上了更广泛的记忆网络。费尔南多修士的信件通过商路传来；瑞士的莱拉姑姑通过医学学者网络与她通信；甚至克拉科夫的雅各布也送来了祖父贡萨洛《葡萄牙衰亡史》的荷兰语翻译稿。

    一天下午，她在公司档案室工作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科斯塔女士？”

    莱拉抬头，惊讶地看到迭戈·德·席尔瓦站在门口——马德里宗教裁判所的那个复杂联系人，曾帮助她逃亡的人。

    “席尔瓦先生？”她站起来，心跳加速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追踪她来的吗？

    迭戈微笑，举起双手表示无害。“请放心，我不是来抓捕你的。实际上，我也……离开了西班牙。”

    他解释：在帮助莱拉逃亡后，他申请调任那不勒斯被批准，但在途中决定彻底离开西班牙体系。他乘船来到阿姆斯特丹，凭借语言能力和对西班牙官僚系统的了解，在东印度公司找到了翻译和分析员的工作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”迭戈说，他们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下，“费尔南多修士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提到了你可能来荷兰。”

    “你也是……网络的？”莱拉谨慎地问。

    “不是正式成员，但一直是……同情者和协助者。”迭戈搅拌着咖啡，“我母亲是葡萄牙人，父亲是西班牙小贵族。我生长在两个世界之间，从未完全属于任何一个。在马德里，我看到太多压迫，太多谎言。帮助你是……我的反抗方式。”

    莱拉观察着他。迭戈看起来比在马德里时年轻些，也许是因为离开了压抑的环境。他的眼神依然复杂，但少了那种疲惫的警惕。

    “你现在安全吗？”她问。

    “相对安全。荷兰不引渡政治或宗教流亡者。而且，”他微笑，“我对东印度公司很有用——我知道西班牙如何思考，如何运作。”

    他们开始定期见面，最初是交换工作信息，后来逐渐分享更多。莱拉发现迭戈确实对葡萄牙文化有深厚了解，对记忆守护者的理念也真正认同。他帮助她联系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商，秘密印制《记忆守护者实践指南》的荷兰语版本；协助她建立与当地学者的联系，将葡萄牙航海知识融入更广泛的学术讨论。

    七月中旬，莱拉收到了母亲从阿尔加维寄来的包裹。打开时，她泪流满面：曾祖父的星盘复制品，祖父的笔，母亲的灯塔胸针，还有一封长信。

    信中，贝亚特里斯坦讲述了在萨格里什的发现，与年轻士兵何塞的相遇，在石屋的整理工作，以及她正在撰写的指南。信的结尾写道：

    “我亲爱的莱拉：

    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。医生说我时间不多，但我已平静接受。重要的是，你已经安全，已在继续使命。

    这些物品代表我们的传承：星盘象征探索与知识，笔象征记录与真相，胸针象征守护与希望。现在它们属于你。

    不要为我悲伤。我的一生，从萨格里什到马德拉，从马德拉回到萨格里什，再到这里的石屋，我看到了开始，也看到了可能的结束。我见证了葡萄牙的衰落，但也见证了抵抗的生长。我看到了人性的黑暗，但也看到了光明的坚持。

    你的道路不同。你在自由的土地上，有资源，有机会。用它们不仅保存过去，也建设未来。记住：记忆不仅是关于过去的，也是关于未来的。我们保存记忆，是为了有一天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——一个不只属于葡萄牙人，属于所有选择对话而非征服、连接而非分裂的人的世界。

    我永远爱你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我的光与你同在。

    母亲”

    莱拉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把胸针别在内衣上，星盘放在工作桌上，笔插在墨水台边。每天看到这些物品，她就感到与母亲、与家族、与所有守护者相连。

    八月初，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。东印度公司计划派出一支探险队，探索绕过南美洲到达太平洋的新航线——这是对西班牙/葡萄牙垄断的挑战。公司董事询问莱拉是否愿意作为顾问随行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随行意味着离开相对安全的阿姆斯特丹，再次进入危险海域，可能面对西班牙船只，可能无法再与欧洲的网络保持联系。但这也意味着有机会实地应用葡萄牙航海知识，可能发现新的土地，可能建立新的联系点。

    她与迭戈讨论。“风险很大，”他直言，“但如果你想去，我可以帮你准备。我知道西班牙在南美的据点分布，知道如何避免冲突。”

    她也通过加密信道咨询了费尔南多修士和马德拉的网络。回信一致认为：这是个人选择，但如果有机会，在荷兰船只上植入记忆守护者的理念，可能对未来有深远影响。

    最终，莱拉决定去。但不是作为被动顾问，是作为主动的记录者和连接者。她向公司提议：除了航海顾问，她还可以担任“自然观察员和民族志记录者”，记录沿途的地理、动植物和遇到的文化。

    公司同意了。探险队定于1601年春天出发。

    决定后，莱拉开始了密集的准备工作。她收集所有能得到的南美和太平洋资料；与阿姆斯特丹的学者讨论记录方法；最重要的是，她开始编纂一本小手册——《航海者的伦理指南》，基于阿尔梅达家族的理念和记忆守护者原则，提出在遇到新文化时应遵循的准则：

    “1.首先观察，不急于判断。

    2.尝试用对方的语言沟通，即使不流利。

    3.记录时力求准确，不美化也不丑化。

    4.尊重当地习俗，除非与基本人性相悖。

    5.交换而非单方面索取。

    6.留下的是知识，带走的是理解。

    7.记住：每一次相遇都改变双方。”

    这本手册她秘密印制了少量副本，计划在探险队中谨慎分享。

    同时，她继续与欧洲的网络保持联系。她将母亲完成的《记忆守护者实践指南》分发给了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流亡社区、当地大学图书馆，甚至通过商路送往英格兰和法国。她知道，知识越分散，越安全。

    九月的阿姆斯特丹，第一场秋雨降临时，莱拉收到了从阿尔加维来的消息。不是通过正式网络，是通过一个路过的商人带来的口信：“石屋的烛光在九月十五日熄灭了。老妇人在睡梦中安详离去。她的最后请求是：不要哀悼，继续航行。”

    莱拉独自在运河边走了很久，雨水和泪水混合在脸上。母亲走了，那个从萨格里什到马德拉，从马德拉回到萨格里什，最后在阿尔加维石屋中整理记忆的女人，完成了她的旅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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